北宋立国,确立了崇文抑武政策,同时科举考试制度也在逐渐完善

雁横秋水说历史 2019-01-12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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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朝科举进士的出身对其仕途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由于血缘和宗族关系的影响,对官员来说,家庭出身与个人的仕途之间有着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某些朝代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曹魏时期确定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开始的时候还可以按照当初的预想选拔出来合格的官员,但是到了西晋时期,这种选官制度逐渐士族化,成了士族把持官场的工具,高官家庭出身者,无论贤愚,都可以轻松位至高官,永葆富贵。

但寒素家庭出身的则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位至高官,寒素家庭出身的主要是那些“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的人,在一个重视门第超过个人才能的时代,寒素家庭出身的人想要走上仕途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甚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境况。科举制确立以后,对官员的选拔主要是依靠科举考试,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寒素家庭出身的人通过科考走上了仕途。

北宋立国,确立了崇文抑武政策,同时科举考试制度也在逐渐完善,官员的入仕途径也逐渐演变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进士科,换句话说,任何人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就可以进入官僚阶层,家世与门第的影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起主要作用的是个人的才能。在录取进士的时候,家庭出身和门第高低虽然不是其受关注的重点,但家世对于士人能否及第还是有一定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的,尤其是在这些进士进入官场后,对其以后的升迁罢黜还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科举考试确定的取士不问家世的观念在太祖朝得到了十分明显的显示,从名门望族和高级官员家庭中选拔官员的方法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出身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宋朝官员阶层的中坚,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宋朝官员的构成,提高了官员的质量。

尽管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和寒素家庭出身的进士在太祖朝占了绝对的优势,但在决定官员升迁罢黜的时候,家庭出身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但这个影响很小,只表现在极少数人身上。高级官员家庭出身可以使他们拥有比其他人优越很多的教育环境,还可以耳濡目染父祖辈的为官经验,对其以后为官有所帮助,但是优越的家庭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他们丧失进取的动力。

同时宋朝统治者还对高官家庭出身的官员后代在任官上有所抑制,防止出现所谓的世家大族控制朝堂,威胁其统治,以至于他们在通过科举考试后在仕途的升迁中占不到特别明显的优势。如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始开科举所录取的状元杨砺,其祖父“知礼,后唐均州刺史”,在当时是一个高级官员,其父虽说官职不高,但也“为丹稜令……累迁永和令”,是一个久在地方任职的官吏。

杨砺即是在这样一个官宦家庭成长的,同时杨砺还是一个品德高尚之士,其“父丧,绝水浆数日……又以母疾弃官”,其从低级的地方官吏做起,凭借“以善政闻”的个人能力一步步升迁,最终位至枢密副使这样的高级官位。

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的在仕途上官位最为显著的当属毕士安,其家庭“曾祖宗昱,本县令。祖球,本州别驾。父乂林,累辟使府,终观城令”,其父祖辈都是长期在地方任职的低级官吏,但毕士安“上好学”,乾德四年(966)中进士,且“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识,昷藉,美风采,善谈吐,所至以严正称”,“饬躬慎行,有古人之风”,可知毕士安是一个政绩卓著,并且品德高尚的人,最终在真宗朝“以本官与准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监修国史,为准上”,成了宋太祖朝所取进士中唯一一个官拜宰相的。

寒素家庭出身的,宋白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其家庭出身情况无法考证,他“建隆二年,窦仪典贡部,擢进士甲科”,后“乾德初,献文百轴,试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赐袭衣、犀带”。宋白是一个“在词场中称甚著”的人。

宋白的政绩不是很优异,甚至可以说是“素无检操”,但其文才出众,他参与了“修《太祖实录》”和“与李昉集诸文士纂《文苑英华》”的工作,还“奏《平晋颂》”,同时还“凡三掌贡士”,“所得士如苏易简、王禹偁、胡宿、李宗谔辈,皆其人也”。宋白的仕途生涯和太祖朝录取的大多数进士是不同的,别人的升迁主要是依靠政绩声望,而他的升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出众的文采,其最终以兵部尚书致仕。

从杨砺、毕士安和宋白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无论个人的出身如何,都可能位至高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身对官员升迁的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个人能力尤其是政绩在仕宦生涯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下级官员和寒素家庭出身的官员开始大量出现在宋朝官场,成为中坚力量,并有一部分人位至高官,尽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官职在当时并不是很高,但多是在地方上起到很重要作用的官职,且很多人的政绩都是非常不错的,得到了百姓的爱戴。

大量来自中下级官员家庭和寒素家庭的士人通过科考进入宋初的官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多的必然因素。徐红在《北宋初期进士研究》中有一段阐述:中下级官员家庭出身者的祖先,很多是唐末、五代时期的地方官员和州官的僚属,或者各个朝廷的文官,他们的职位均不高。

但与当时占据政治优势地位、以军事起家的家族已有明显不同,他们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因此是与军事将领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而且由于官职不高,为了在复杂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图升迁,除了文才以外,他们还必须不断提高处理政事的能力和应变能力,这样的家庭既能为他们的子弟提供较好的教育环境(不一定是较好的物质环境,更重要的是祖辈、父辈的学识和能力熏陶所产生的影响),亦能使其子弟从小就耳濡目睹祖辈、父辈在官场中的为人处世,对他们日后的仕进大有裨益。她的这个观点也在资料中得到了显示。

柳开的父亲柳承翰任“乾德初监察御史”,仅仅是个微不足道从六品官职,但监察御史的职责很大,据《宋史·职官志四》记载,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而监察的官员范围大到“白宰巨至百官,三省至百司”。

由于监察御史官卑而权大,为更好地实施监察权,监察御史必须做到正直无私,有良好的品格,虽然史籍中没有足够的资料显示柳承翰的为人,但从其做过监察御史,可推知其是一个正直无私之人。同时为了确保监察御史更好地行使监察权,宋朝规定只有担任过两任县令者,才有资格担任御史,从中可以得知柳承翰也是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的,柳开即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的,父亲的品格和基层工作经验应该对柳开有一定的影响。

柳开为官“以治狱称职”,在其知汾州任上“时调民辇送趋环、庆,己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转运使复督后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柳开则写信给转运使说“开近离环州,知刍粮之数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蚕农方作,再运半发,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罢,开即驰诣阙下,白于上前矣”,经过其劝解,一件可以让百姓“荡析产业”的事情被制止了。

如果没有受到其父为基层地方官的影响,柳开或许很难对民间疾苦有很深的了解,也不会为了“调民辇送趋环、庆”而写信给转运使要求停止这件事情了。

寒素家庭出身的进士官员在宋初占有明显的优势。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样一方面使得土地得到了集中,另一方面也使得拥有一块土地的自耕农数量增加。同时宋初经济的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也在发展,宋代社会沿袭中国古老传统,往往称士、农、工、商四民,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动辄提出崇本抑末一类的口号。

宋朝的入仕主要还是依靠科举取士,因为考试是不重谱牒、不重乡贯、不重门第身份的,只要进士及第一般都会被授予官职,这对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来说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子弟读书,希图通过科举改变其社会身份和地位,这样大量寒素出身的人就成了科举进士的一个中坚阶层,以至于当时出现“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盗贼奸宄”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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