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如何创造和摧毁增长(下)

中国经济报告 2018-11-09 18:14

原标题:[评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如何创造和摧毁增长(下)

[罗默和诺德豪斯从不同角度探究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罗默思考的是增长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增长;而诺德豪斯考虑的则是增长的极限在哪里,如何以最小的经济成本突破这个极限]

□凯文·布赖恩(KevinBryan)

诺德豪斯和污染的经济解决方案

诺德豪斯与罗默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既由增长引起、也可以通过增长解决的问题。如今,几乎无人不知“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这两个词语。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诺德豪斯开始思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情况则完全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是无可非议的: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更多的产出和更强的军事实力。但到了70年代初,环境问题出现了。罗马俱乐部警告称,如果人类继续不可持续地使用资源,地球上的资源最终将被耗尽。也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存在“增长的极限”。除了资源枯竭以外,经济增长对环境还可能带来负外部性的影响,比如全球变暖。

诺德豪斯既认真又怀疑地看待这些观点。1974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论文指出,技术进步或适当的要素替代能够使我们避免“增长的极限”。简单来说,鲸鱼的数量是有限的,导致鲸鱼油这种照明能源的供应也是有限的,但由于新技术和替代品的出现,我们可以比1870年点亮更多房间。

虽然诺德豪斯对“增长的极限”持怀疑态度,但他高度关注全球变暖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影响。诺德豪斯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即沿着预计的索洛式增长路径,到203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将高达487ppm(百万分之一),这与目前的估计十分接近。

诺德豪斯同期的两篇论文指出,虽然替代品的出现意味着资源枯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使用太多污染性资源,同样将带来严重后果。这些观点现在来看仍是非常有远见的。

经济学可以为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当时人们普遍预测,由于不可持续地使用资源,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增长不仅会放缓,甚至会逆转。但自1990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几乎翻了一番,特别是大量贫困人口脱贫。

在20世纪,如果我们试图减缓技术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进步和扩散,以遵循诸多生物学家和环境科学家所宣扬的理论,那才会是最严重的灾难。正如诺德豪斯所指出的,在严肃的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影响气候变化,反过来气候变化也影响经济。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评估经济活动(包括增长)如何影响碳排放以及是否应该征收碳税。诺德豪斯基于碳循环、气候和经济三向模型提出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模型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纳入碳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的负外部性因素,以评估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对气候和后代福利的影响。

在政策建议方面,虽然诺德豪斯非常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他并不像很多同行学者那样激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和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Stern)的争论。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表示,气候变化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减少碳排放,阻断气候变暖的进程。但诺德豪斯并不认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这需要极端的贴现率和高昂的调整成本。根据他的模型,蓝线是碳减排的最佳路径(如图)。值得注意的是,诺德豪斯建议的最佳碳排放量远远超过斯特恩提出的路径或气温上升不超过2.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的情形。原因就在于短期内增长的成本很高: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非常贫困。

诺德豪斯和斯特恩之间还有一些细微的分歧,但我认为他们对最优政策的理念虽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共同点。诺德豪斯乐观地认为,在一个气温上升超过2.5℃限制的世界,社会福利将最大化。这一点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环境学界,通过一个明确的模型来评判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式无疑是最恰当的选择。模型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分歧是什么,还可以检验最优政策对气候“临界点”等因素的敏感性。

在诺德豪斯和斯特恩看来,应该通过配额管制或征收碳排放和交易税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碳排放的影响是跨越国境的。那么,应该如何避免搭便车行为呢?2015年诺德豪斯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理论表明,如果不对非参与者实施制裁,就不可能实现最佳的碳减排,相对较小的贸易惩罚效果很好。

最后,让我们把诺德豪斯和罗默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诺德豪斯从一开始就对纯粹的内生增长理论非常感兴趣,而不是环境问题。他于1969年就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1973年又在《经济学季刊》(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发表了关于什么因素导致了创新的论文。和罗默一样,诺德豪斯长期对知识生产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表示担心,他在1996年和2005年的论文中试图估算社会产出流向创新者的比例。

其他学者也没有忽视内生增长模型与环境综合评估模型之间的联系。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倾向于在环境领域有限地加入内生技术变化这一因素。但阿西莫格鲁则将内生技术变化与诺德豪斯气候模型结合起来,提出了介于斯特恩和诺德豪斯之间的解决方案:对接近技术前沿的绿色能源给予补贴,补贴会对资源配置造成扭曲,但因为替代品的存在,这种扭曲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可以随后靠税收来调整。事实上,许多国家后来对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给予了大量补贴,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远低于靠税收调节的方式,让低成本太阳能发电和电动汽车在经济上变得可行。

因此,改变对绿色创新的激励,而不是仅仅通过征收碳税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有可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而且,不只是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这种最小化经济损失的方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罗默和诺德豪斯正是因为向我们展示了这条路径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单位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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